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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儿童们都读着“人之初，性本善”长大。人最初的本性到底是善是恶，其实是个没有必要纠缠的问题。人刚出生时，都是白纸一张，说什么善恶，都显得是无稽之谈。你画鬼就是鬼，你画桃符就是桃符，你画菩萨就是菩萨，你画贤达就是贤达。关键是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
任何思想，如果要想久远地传承，必须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崇。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两千年，离不开封建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而统治阶级不是平白无故地支持一种思想体系的，他们是把儒家的学说当成治国之本，当成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说白了，就是为我所用的统治工具，而且，它可以随时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不断地丰富和补充。封建体系的建立和维系离不开儒家学说，就好像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一样。
然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却已经被公认为是人吃人的罪恶社会，已经被广大劳动人民所唾弃所推翻，而封建王朝推崇的善与仁，在现在看来，已经众所周知，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掩盖吃人肉罪行的华丽的新装。
文化的传承是有延续性的。五四运动的思想家们振臂高呼反封建，不但写文章揭露封建社会的本质，还号召人们群起反抗，甚至亲身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文革后的精英知识分子们也继续扛上思想启蒙的大旗，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努力在肃清封建余毒。在近些年，又有一些人搬出孔孟之道，要复兴传统文化。这传统里到底有多少是精华，多少算是糟粕呢？至少，在大多数人眼里，忠和孝是不能忘记的。初一看，忠孝绝对是美德。古时候讲忠君，现在讲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古时候讲孝顺父母，现在同样更要讲孝道。这本身不是问题，但，忠和孝过了头，事情就变了质。比如说孝，我们的孝，应该是怎样的呢？是对长辈的绝对服从吗？巴金小说家里面的觉民觉慧，在家长看来，绝对不孝，不但不孝而且大逆不道。这时，封建家长搬出“孝”的古训来，孝就成了压迫人的一座大山。在落后的中国农村，一些落后的思想得不到更正，究其原因，也有这孝的一宗罪。比如，重男轻女，长辈有这样的思想，就要说给晚辈听，什么传香火，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晚辈即使有意见，但因为被要求孝，耳濡目染，不敢有丝毫异心。就算是有不同意见，也常常被长辈的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给压下去。我就了解这样一个家庭，家里的独子成家了，生了个女儿，长辈对媳妇就唧唧歪歪，处处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更在儿子耳边时常唠叨，儿子媳妇因为要孝，不敢抵牾长辈，只得又计划外生育。二胎又是女孩，全家人急得抱头痛哭！没办法，继续奋斗，怀胎三月多，就买通b超医生，查查是男是女，如果是女，就人流。我真不知道，现在的青年，竟然如此。我想，他们是能够开通的，只是因为孝，想法设法要遂了长辈的心愿。这时候的孝，就只能是愚孝了。孝，就成了压迫人的工具。西方启蒙运动时有个思想是“人人生而平等”当孩子出生后，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就有自己的权利，抚养是父母天经地义的义务。而父母以养育之恩要求儿女按照自己的思路走，岂不是历史的倒退？而如果与父母抵牾，却被认为不孝，要承受世俗的责难，那些软弱的人又一次被狭隘的孝道压住了。至于忠诚，也绝对算得上美德，可当忠诚被定义为单向的义务后，却又变成了愚忠。这时，忠诚就成了绝对服从的迷幻外衣。因为忠，你不能怀疑；因为忠，你不能有丝毫的异议；因为忠，你更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动。这时候的忠，就成了压迫国民的最沉重的大山。一段时间，明星加入外国国籍的现象被炒得沸沸扬扬，叫骂声不少，都搬出了“忠”这个翻天印，好像明星加入了外国国籍，就是叛国，就是媚外，就是嫌弃了自己的国家，实在不是忠厚人所能为的。其实，国籍问题与爱国无关。一个人的根在祖国，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是爱国的，都是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的。比如李连杰。如果不爱国，偷逃税款，中饱私囊，即使做一辈子中国人，咱老百姓还不乐意呢。只是，我们在传统的染缸里浸得太久，妨碍了我们跳出去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满脑子都是仁义道德，就是接受不了天赋人权的外来观念，老是以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思想来捆绑住自己的手脚。
看上去很美的事物很多，说不定却有毒。比如性善论。性善论本身不是罪恶的，只是，当它被用作思想统治的武器时，我们仔细体味，却感觉出它的恶来。古时候人们就崇尚塑造道德楷模，给贞洁烈女树牌坊，给卫道士树碑立传，目的就是要人们以他们为榜样，勿生异心。现在，我们也树立道德模范，目的是为了弘扬正气，引导社会主义新风尚。但效果如何呢？文革期间，我们的作家们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的“高大全”的形象，如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沙家浜中的阿庆嫂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也涌现了代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各界楷模。比如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在弥留之时，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交付给他的重托。比如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他“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最后在47岁的年纪上，因胃癌晚期与世长辞。再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做好事不留名，问他名字和住址，他就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因为，我们都相信，人心都是向善的，给他一个目标，他就有百倍的信心和动力去达成这个目标。中国人被模范精神浸润了几十年，现在的道德水准如何呢？姑且大胆地做个设想——假如焦裕禄能够重生，他也许会被如今的官场风气气死；假如王进喜能够重生，到现代当一个只干工作不要命却不管拿多少钱的工人，他会被众人嘲笑死；假如雷锋能够重生，在马路上搀扶一个被非法摩的撞倒的老太，却要被法院判决赔偿十万，他会被冤死。时代毕竟不同了！互联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同时也不断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想意识。这个社会已经更加透明，即使很多事情很黄很暴力，有人想遮着掩着，却不是那么容易被遮住，因为我们可以“人肉搜索”我们可以制造强大的舆论，我们可以自发地进行“串联”人们的民主意识已经明显地提高了。再来典型的那一套，还有多少中国人买账？企图用人为制造的一堵道德之墙来堵住人性恶，总让现代人觉得是那么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俗话说，走上坡路难，走下坡路易，想成为圣人君子难，想堕落那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人，究竟是禁不起诱惑的。这一点，是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小平同志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长年的实践后，我们终于得出了结论——人要抵抗诱惑不犯错误那太难了，完美的道德形象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可以有的！只是，我们所面对的道德沦丧的现实，岂能是靠树立几个道德模范可以解决问题的。只靠树立模范，意图把全国人民引上正道，出发点是好的，只是避重就轻，终究软弱无力。从这一点讲，西方的“性本恶”或许更切合当下的实际。人之初，亚当和夏娃就禁不起魔鬼撒旦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于是，他们有了独立的思考，他们有了羞耻之心。上帝并不仁慈，当人有了意识，分得清是非，他就要惩罚他们。亚当的苹果正吞到喉咙里，于是，上帝把那里变成了喉结。夏娃已经把苹果吞进了肚子里，上帝就罚她承受生孩子的痛苦。人的意识的觉醒，伴随人类的进化史，这使他们能够反省自身的局限和罪恶，这使他们有了吐故纳新的勇气，推动历史的进步。而古老的中国，沉醉于东方大国的春秋美梦中，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大国们落下老远。
性善论作为中国传统的土特产，我认为它是吃过人血的，它的本性是被伪装的人性恶。
性善论本恶。性善论被利用，成为人们工作失误的开脱词。虽然“大跃进”没能够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是导致人民生活重新陷入赤贫的原因之一，但是“出发点是好的”改革开放的年代，一次次行政举措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但是“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只要“出发点是好的”都应该既往不咎，哪里跌倒了哪里爬起来。如果大家都抱着这样的想法，那不知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不知道要交多少学费才能学聪明？
性善论本恶。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以为像孔子那样，可以“日三省吾身”修成圣人，相信通过多学，多讲，能够提高自身修养，完善制度，只能是痴人说梦。人一学起神功，就以为看医生是不必的了，可是，当你自己的一条腿生蛆了，需要截肢，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最后只得采取保守治疗。等到溃烂殃及全身，恐怕就丧失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性善论本恶。它使人不敢撕下自己伪善的面具，不敢面对人性的丑陋面，当人们被揭发出丑陋的本质时，却找出种种借口，死不认账。鲁迅说过，真的猛士，应该是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的。而性善论，使我们相信，任何统治阶级都会照顾好老百姓，都会实行仁政和德政。因此，抗争已经没有必要。这时，性善论就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它使人们相信——周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或是即将变得美好，让我们感到骄傲自豪而且信心倍增，让我们敢于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壮志豪言。
性善论本恶。它遮蔽了人全面审视自身的目光，对人性恶缺乏防备。却不知，趋利避害是人进化后的本能，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全国人民为着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目标，大搞平均主义，无偿征用“割资本主义尾巴”引起惊慌和不满，农民们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以至消极怠工，瞒产私分，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后果，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我们不求援助的骨气以及苏联老大哥的袖手旁观，不幸饿死人民几千万。教训是惨痛的。所以我们应该充分的认识人的局限性和人性恶，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设计相互制衡的制度，充分地调动监督的力量，拿出和异己言论辩驳的勇气，这样，观点才能澄明，真理才能凸显，人民才更信服，社会的发展才能更科学。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物质富足，精神愉悦，人人道德高尚，不是天堂，胜过天堂。